水新聞無底線競爭

廣州《新快報》記者承認收錢發表關于中聯重科的失實負面報道被捕之后，農夫山泉本周借勢向《京華時報》下戰書，宣布派人進京舉報《京華時報》的虛假報道，并索賠兩億元人民幣。

兩波中國企業與媒體互掐的新聞吸引了不少眼球，也引起外界關注企業與媒體之間的微妙關系。

農夫山泉與《京華時報》的風波可追溯到今年4月間。《京華時報》連續28天發表67個版面、76篇報道，矛頭直指農夫山泉水質“標準不如自來水”，事件最終以農夫山泉在北京召開記者會宣布退出北京桶裝水市場暫告一段落。

若留意中國境內外媒體的“起底”（掀底）報道，兩起企業與媒體互掐的事件，其根源都指向企業之間的惡斗。但有意思的是，當被認為是充當“打手”的媒體被推到輿論前線戰場之后，企業的競爭對手卻突然隱身了，兩家企業之間的慘烈廝殺頓時變成企業與媒體之間的終極對決。

中國的媒體生態和困境、媒體與企業的關系該如何維系，媒體的專業操守底線要怎么劃怎么守，是一個可以寫上長篇大論的大題目。但經媒體曝光的企業之間的競爭內幕，其實還更勁爆火辣，折射出企業之間存在的“無底線競爭”的現象或許更值得探討與深思。

最新一期的《新世紀》周刊封面以“中國式‘競爭’”為題，大幅報道了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延宕多年的恩怨情仇及精彩內幕，既有三一重工的委屈，也有中聯重科的無奈，雙方互相指控對方派遣營銷人員混入客戶隊伍打探情報，情節宛如“無間道”的諜匪大片。該篇報道巧妙地給自己留了余地，文中夾了一句：“（新快報記者）陳永洲案還在偵查過程中，外界尚不知陳永洲接受了何人指使。”

三一重工為民企，始創于1989年，中聯重科前身則于1992年以建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子公司的形式設立，2006年改制成功，國企色彩退卻。兩家企業幾乎同時從湖南創立、發展、壯大并躋身世界工程機械一線陣營。中聯重科掌舵人詹純新出身名門，三一重工創辦人梁穩根較為草根，兩人分別于2011年和2012年拿下“中央電視臺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獎。

據報道，兩家企業的爭端始于2006年，在此之前徐工集團穩居業界榜首，兩家長沙企業“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的負責人還能坐在一起吃飯、喝酒、聊天”，“當時的長沙市委領導曾提出，兩家成立一個合資企業，但最后未能實現”。

2006年業界格局發生變化之后，也掀開了中聯和三一的同城大戰。從間諜門、行賄門、綁架門、海關門、收購路條之爭到IPO（首次公開售股）阻擊，兩家企業明爭暗斗不斷。

2012年11月，梁穩根宣布三一總部遷往北京的決定，將兩家企業的矛盾推向高潮。一篇題為《三一恨別長沙——梁穩根的內心獨白》的文章說，三一“恨別長沙”涉及“間諜、綁架、陰謀、誹謗、300億元融資告吹”等各種原由。

文章稱，梁穩根因擔心被監聽，基本不在公司召開任何重要會議，“只要有電器的地方，他都不敢開會”。更聳動的是，連梁穩根的兒子差點遭綁架，梁穩根的妻子不得不陪同兒子輾轉于武漢、海南等地的部分都暗指與企業競爭有關。11月29日，中聯重科鄭重聲明稱，《三一恨別長沙》一文嚴重違背事實。

除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農夫山泉與華潤怡寶的暗斗近日因牽扯媒體而急速升溫、農夫山泉與娃哈哈、 加多寶與王老吉、360與騰訊等等也成了中國媒體筆下精彩的企業大戰片。據不完全統計，從2010年至2012年，中國企業界公開的企業惡性競爭案例多達百起，集中出現在快速消費品及互聯網行業。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市場的地方就有競爭，但政治游戲和市場競爭都該遵守規則和法律，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中，企業陷入黑社會式的競爭更為常見，中國估計也不例外。企業壟斷不妥當， 企業競爭也要正當，解決矛盾之道，或許應從法律法規下手，讓原告和被告通過法律途徑堂堂正正地正面交鋒。